在福州于山“辛亥革命纪念馆”中，有两个地方陈列郑忾辰先生的巨幅照片和孙中山1917年给郑忾辰的长信，旁边的文字介绍道：“郑忾辰（1876－1953）名德元，字忾辰，号慨尘，福清人。早年留学日本，1905年参加中国同盟会（首批会员），从此成为孙中山的忠实战友和秘密联络员。曾参加黄花岗起义。辛亥革命期间推选为福建省议会议员和全国国会议员。1917年被孙中山任命为海陆军大元帅府特别参议。1925年退隐返乡……”
这位辛亥革命志士，生前低调奉献，不事张扬。但家乡人民记得他。特别是他身上一以贯之的追求民主、维护民生的精神，始终镌刻在后人心中。
（一）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满清政府迅速瓦解。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身为孙中山先生秘密联络员的郑忾辰先生风尘仆仆地赶赴南京，应邀参加孙中山召集的一个会议。郑忾辰是真诚相信民主、并为之奋斗不息的人；他认为既然“民国”已经成立了，广大民众的民主权利就应当得到保障，并体现在方方面面。他来到总统府大门前，势利的卫兵看到他身穿旧长衫，没有一点官相，竟连续三次将他递上的名片扔到地上，就是不给他通报。幸好此时一位相熟的朋友从里面急步赶到大门口，道是孙总统正在办公室里久等，卫兵这才诚惶诚恐地放行，并苦求郑忾辰千万别把这件事情告知孙总统。郑老宽容地一笑置之，心里想的却是：要铲除习惯势力和旧思想并非易事。孙中山先生在会上也一再谈到：革命尚未成功，民主问题必须解决，维护民主是长期之事。在这点上，孙中山和郑忾辰可谓心灵相通，都决定推翻满清后不改初衷，为民主奋斗到底。但是，时局比他们想象的更加复杂。在袁世凯玩弄两面手法、施加重压之下，革命党内部迅速分化，孙中山也因此被迫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袁世凯登上总统宝座后，逐步暴露出专制面孔，他心中根本没有人民和“民国”，没有“民主”和“民生”。在他的纵容和包庇下，不少省份的旧官僚、军人、政客摇身一变，混进革命阵营，并与革命党内的腐败变质分子相勾结，把持革命政权，成为袁世凯专制复辟的社会基础。专制和反专制的斗争，成为对待“民国”态度的一个分水岭。
1912年2月16日，孙中山宣布辞职。此时郑忾辰已回到福州，并当选福建临时议会议员。对福州，他是不陌生的。福州光复前，他曾在吉祥山顶（俗称铺前顶）办“铺前学堂”，掩护秘密工作的身份，当然也宣传革命。几十年后还有人写文章回忆称：“铺前学堂为福清人郑德元创立，宣传革命甚力”。（参见《福州文史集粹》 P831潘守正 文）可是光复后他痛心地看到，福建一些老同盟会员天真地以为推翻清朝已经万事大吉，准备功成身退；而混迹于革命党人队伍中的旧军人彭寿松自恃光复福建有功，趁机把持大权，把军警特别是同盟会变成私人工具，又挟众兼任福建同盟会会长，接着出任省政务院院长。彭寿松开始排除异己，钳制舆论，践踏民主，中饱私囊，逐步暴露出“借革命以营私”的真面目。当时一些主张民主、反对专制的老同盟会员和革命党人，对此提出批评；郑忾辰也想借助议会这个“立法机构”对彭寿松实行监督。于是，一场重大斗争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1912年4月20日，辞去代总统职务的孙中山先生来到福州，先后视察了都督府、政务院、省议会和同盟会机关，并在各界代表组织的欢迎会上发表演讲，他指出：现在虽已“恢复中华，建立民国”，但这不过是革命事业的开始，要如何巩固民国基础，如何解决民生问题，都必须依靠同志们加倍的努力才能达到革命目的；并提到黄花岗烈士杀身成仁 ，是福建人民的光荣，希望闽人能完成烈士未了之志。参与活动并合影留念的郑忾辰先生听了不禁热血沸腾。可是始终陪同孙中山前后的彭寿松却对此充耳不闻，继续我行我素。孙中山离开福州后不久，1912年4月29日这天,彭寿松便派人将敢于发表演说、抨击时政的老同盟会会员蒋筠暗杀于福州玉山涧河墘。此时正主办《民心报》的黄家宸（福清人，辛亥革命志士）怒不可遏，为报纸撰写文章，并配上插图发表，以痛斥彭寿松的罪行，要求维护民主权利。彭寿松怀恨在心，经过策划，于5月22日再派暴徒，跟踪围攻黄家宸于花巷口，连砍数十刀，使其惨死于南营董氏祠前，并割去左耳。这就是震惊八闽的“蒋黄惨案”。
当时不少政要慑于彭寿松的淫威,噤若寒蝉。而时任省议员的郑忾辰先生，却不惧彭寿松的权势凶焰，毅然在议会上提出弹劾彭寿松案。这无异是石破天惊的壮举，又得到林森（时任全国临时议会议长）的支持，影响很大。郑忾辰留学日本时的好友、时任福建省政务院法制局局长的林白水（林獬）先生也予以支持。可是，彭寿松毫无改悔之意。郑忾辰就在福州仓山天安堂的一次集会上再次发表演说，抨击彭寿松的罪行。彭寿松恼羞成怒，公然派爪牙冲进衣锦坊6号省议员宿舍，试图逮捕郑忾辰，郑忾辰在众人的掩护下躲过此劫。彭寿松慑于郑忾辰的崇高威望，不敢再次贸然行动，但派暗探四处监视，伺机下毒手。1912年7月1日，福建省都督府改组、彭寿松任都督府总参议，并被袁世凯任命为警察总监，权力更为集中。此时，老同盟会员苏渺公（苏郁文）还继续在《群报》上发表文章，抨击彭寿松的罪行。彭寿松于8月1日公然查封《群报》，逮捕主笔苏渺公入狱，重笞数十大板，一时间“黑云压城城欲摧”。林白水愤而辞去一切职务。郑忾辰先生主张斗争到底，他认为彭寿松占据福建政坛，许多人不敢讲话，不驱彭不能维护民主；但开展驱彭斗争不能局限于于福建一地，必须赴京、沪等地广泛宣传，争取各界人士的广泛支持。他探知彭寿松的爪牙密布在省议员宿舍附近，便托人预先雇了数顶小轿，自己随身带了几套衣服，离开宿舍后，每一转弯处都换乘一顶小轿，换一套衣服，终于巧妙地躲过了暗探的监视到了台江。彭的爪牙密布在台江轮渡码头上，对每个船客都进行严密搜查。郑忾辰匿身于渔民的小船里，到轮船离开码头时，才在众人的掩护下，登上开往上海的轮船。到达上海、北京后，郑忾辰四处伸张正义，揭露彭寿松的罪行，得到了各界人士的广泛支持。在福州乌石山私第里闭门谢客的林白水也写信给京、沪好友，揭露真相，互相呼应。由于彭寿松倒行逆施，民心丧尽，加上全国舆论的巨大影响，袁世凯不得不派人以镇抚使名义赴闽驱彭，并企图借此机会，以己之心腹代替己为闽人唾弃的彭寿松。彭寿松原想一意孤行，暗中唆使党羽，搜集军火，购买煤油，准备把福州付之一炬，以泄私愤。后迫于各方压力,在大捞一把后离开福州。郑忾辰为了维护民主,穷追不舍,继续以蒋、黄家属的名义，向法院提出控告，法院缺席判处彭寿松死刑;对直接参与谋杀蒋、黄的刽子手,则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后来彭寿松以另案在汉口被捕，执行枪决，大快人心。
（二）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驱彭虽然仅仅是伸张民主正义的一个局部的胜利，但毕竟说明民心不可侮，公道自在人心。当时冰心正在福州读书，她的父亲谢葆璋以及她的舅舅、老同盟会员杨子玉,也都对践踏民主、换汤不换药、借革命以营私的彭寿松十分不满。冰心晚年还在《我的小舅舅》一文中回忆道：“1911年，我们家回到福州的时候，喜舅（杨子玉）已先我们回去了。他一定参与了光复福建之役。……我记得那时父亲闲着没事，就用民歌“墦间祭”的调子，编了好几首讽刺彭寿松的歌子。喜舅来了，就和我们一同唱着玩，他说是出出气！”（参见《冰心全集》7卷 p578）驱彭壮举确实为福州人民出了气。所以80年后的1991年，冰心还对此事念念不忘，并应王凌（郑忾辰先生的外孙）的请求，寄来了“郑慨尘先生纪念馆”的珍贵题词。这段历史往事，确实留给后人无限的启迪！当辛亥革命百年诞辰到来之际，郑忾辰曾外孙婿、旅居美国著名书法家白谦慎教授题写对联：“先祖树千秋楷模，晚辈仰百丈英风。”
这位辛亥革命志士，生前低调奉献，不事张扬。但家乡人民记得他。特别是他身上一以贯之的追求民主、维护民生的精神，始终镌刻在后人心中。
（一）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满清政府迅速瓦解。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身为孙中山先生秘密联络员的郑忾辰先生风尘仆仆地赶赴南京，应邀参加孙中山召集的一个会议。郑忾辰是真诚相信民主、并为之奋斗不息的人；他认为既然“民国”已经成立了，广大民众的民主权利就应当得到保障，并体现在方方面面。他来到总统府大门前，势利的卫兵看到他身穿旧长衫，没有一点官相，竟连续三次将他递上的名片扔到地上，就是不给他通报。幸好此时一位相熟的朋友从里面急步赶到大门口，道是孙总统正在办公室里久等，卫兵这才诚惶诚恐地放行，并苦求郑忾辰千万别把这件事情告知孙总统。郑老宽容地一笑置之，心里想的却是：要铲除习惯势力和旧思想并非易事。孙中山先生在会上也一再谈到：革命尚未成功，民主问题必须解决，维护民主是长期之事。在这点上，孙中山和郑忾辰可谓心灵相通，都决定推翻满清后不改初衷，为民主奋斗到底。但是，时局比他们想象的更加复杂。在袁世凯玩弄两面手法、施加重压之下，革命党内部迅速分化，孙中山也因此被迫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袁世凯登上总统宝座后，逐步暴露出专制面孔，他心中根本没有人民和“民国”，没有“民主”和“民生”。在他的纵容和包庇下，不少省份的旧官僚、军人、政客摇身一变，混进革命阵营，并与革命党内的腐败变质分子相勾结，把持革命政权，成为袁世凯专制复辟的社会基础。专制和反专制的斗争，成为对待“民国”态度的一个分水岭。
1912年2月16日，孙中山宣布辞职。此时郑忾辰已回到福州，并当选福建临时议会议员。对福州，他是不陌生的。福州光复前，他曾在吉祥山顶（俗称铺前顶）办“铺前学堂”，掩护秘密工作的身份，当然也宣传革命。几十年后还有人写文章回忆称：“铺前学堂为福清人郑德元创立，宣传革命甚力”。（参见《福州文史集粹》 P831潘守正 文）可是光复后他痛心地看到，福建一些老同盟会员天真地以为推翻清朝已经万事大吉，准备功成身退；而混迹于革命党人队伍中的旧军人彭寿松自恃光复福建有功，趁机把持大权，把军警特别是同盟会变成私人工具，又挟众兼任福建同盟会会长，接着出任省政务院院长。彭寿松开始排除异己，钳制舆论，践踏民主，中饱私囊，逐步暴露出“借革命以营私”的真面目。当时一些主张民主、反对专制的老同盟会员和革命党人，对此提出批评；郑忾辰也想借助议会这个“立法机构”对彭寿松实行监督。于是，一场重大斗争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1912年4月20日，辞去代总统职务的孙中山先生来到福州，先后视察了都督府、政务院、省议会和同盟会机关，并在各界代表组织的欢迎会上发表演讲，他指出：现在虽已“恢复中华，建立民国”，但这不过是革命事业的开始，要如何巩固民国基础，如何解决民生问题，都必须依靠同志们加倍的努力才能达到革命目的；并提到黄花岗烈士杀身成仁 ，是福建人民的光荣，希望闽人能完成烈士未了之志。参与活动并合影留念的郑忾辰先生听了不禁热血沸腾。可是始终陪同孙中山前后的彭寿松却对此充耳不闻，继续我行我素。孙中山离开福州后不久，1912年4月29日这天,彭寿松便派人将敢于发表演说、抨击时政的老同盟会会员蒋筠暗杀于福州玉山涧河墘。此时正主办《民心报》的黄家宸（福清人，辛亥革命志士）怒不可遏，为报纸撰写文章，并配上插图发表，以痛斥彭寿松的罪行，要求维护民主权利。彭寿松怀恨在心，经过策划，于5月22日再派暴徒，跟踪围攻黄家宸于花巷口，连砍数十刀，使其惨死于南营董氏祠前，并割去左耳。这就是震惊八闽的“蒋黄惨案”。
当时不少政要慑于彭寿松的淫威,噤若寒蝉。而时任省议员的郑忾辰先生，却不惧彭寿松的权势凶焰，毅然在议会上提出弹劾彭寿松案。这无异是石破天惊的壮举，又得到林森（时任全国临时议会议长）的支持，影响很大。郑忾辰留学日本时的好友、时任福建省政务院法制局局长的林白水（林獬）先生也予以支持。可是，彭寿松毫无改悔之意。郑忾辰就在福州仓山天安堂的一次集会上再次发表演说，抨击彭寿松的罪行。彭寿松恼羞成怒，公然派爪牙冲进衣锦坊6号省议员宿舍，试图逮捕郑忾辰，郑忾辰在众人的掩护下躲过此劫。彭寿松慑于郑忾辰的崇高威望，不敢再次贸然行动，但派暗探四处监视，伺机下毒手。1912年7月1日，福建省都督府改组、彭寿松任都督府总参议，并被袁世凯任命为警察总监，权力更为集中。此时，老同盟会员苏渺公（苏郁文）还继续在《群报》上发表文章，抨击彭寿松的罪行。彭寿松于8月1日公然查封《群报》，逮捕主笔苏渺公入狱，重笞数十大板，一时间“黑云压城城欲摧”。林白水愤而辞去一切职务。郑忾辰先生主张斗争到底，他认为彭寿松占据福建政坛，许多人不敢讲话，不驱彭不能维护民主；但开展驱彭斗争不能局限于于福建一地，必须赴京、沪等地广泛宣传，争取各界人士的广泛支持。他探知彭寿松的爪牙密布在省议员宿舍附近，便托人预先雇了数顶小轿，自己随身带了几套衣服，离开宿舍后，每一转弯处都换乘一顶小轿，换一套衣服，终于巧妙地躲过了暗探的监视到了台江。彭的爪牙密布在台江轮渡码头上，对每个船客都进行严密搜查。郑忾辰匿身于渔民的小船里，到轮船离开码头时，才在众人的掩护下，登上开往上海的轮船。到达上海、北京后，郑忾辰四处伸张正义，揭露彭寿松的罪行，得到了各界人士的广泛支持。在福州乌石山私第里闭门谢客的林白水也写信给京、沪好友，揭露真相，互相呼应。由于彭寿松倒行逆施，民心丧尽，加上全国舆论的巨大影响，袁世凯不得不派人以镇抚使名义赴闽驱彭，并企图借此机会，以己之心腹代替己为闽人唾弃的彭寿松。彭寿松原想一意孤行，暗中唆使党羽，搜集军火，购买煤油，准备把福州付之一炬，以泄私愤。后迫于各方压力,在大捞一把后离开福州。郑忾辰为了维护民主,穷追不舍,继续以蒋、黄家属的名义，向法院提出控告，法院缺席判处彭寿松死刑;对直接参与谋杀蒋、黄的刽子手,则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后来彭寿松以另案在汉口被捕，执行枪决，大快人心。
（二）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驱彭虽然仅仅是伸张民主正义的一个局部的胜利，但毕竟说明民心不可侮，公道自在人心。当时冰心正在福州读书，她的父亲谢葆璋以及她的舅舅、老同盟会员杨子玉,也都对践踏民主、换汤不换药、借革命以营私的彭寿松十分不满。冰心晚年还在《我的小舅舅》一文中回忆道：“1911年，我们家回到福州的时候，喜舅（杨子玉）已先我们回去了。他一定参与了光复福建之役。……我记得那时父亲闲着没事，就用民歌“墦间祭”的调子，编了好几首讽刺彭寿松的歌子。喜舅来了，就和我们一同唱着玩，他说是出出气！”（参见《冰心全集》7卷 p578）驱彭壮举确实为福州人民出了气。所以80年后的1991年，冰心还对此事念念不忘，并应王凌（郑忾辰先生的外孙）的请求，寄来了“郑慨尘先生纪念馆”的珍贵题词。这段历史往事，确实留给后人无限的启迪！当辛亥革命百年诞辰到来之际，郑忾辰曾外孙婿、旅居美国著名书法家白谦慎教授题写对联：“先祖树千秋楷模，晚辈仰百丈英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