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魏之琰除了音乐学术外，其实在当时的经济领域、宗教文化，以及日、越外交方面也是贡献巨大。
明朝灭亡之后，魏之琰起先跟随兄长魏之瑗（魏毓祯）定居越南，从事越南与日本长崎之间贸易。明、清两朝闭关锁国，禁止民间私人贸易；明末清初改朝换代，明朝遗民不甘清朝统治，漂洋过海从事越南与日本之间的贸易往来。运往日本的主要有丝绸、瓷器、茶叶、中药、胡椒、香木、糖等商品。船上配置各工种人员，包括货主，工作人员一般至少都在60人以上左右。日本史料确有记载之琰兄弟拥有船队，但确切多少艘尚无记录。当时，他一直支持反清复明事业。
后来魏之琰纳越南王侯之女武氏为侧室，生魏高、魏贵二子。
清朝建立之后，国内局面稳定。见复明无望，魏之琰便于1672年（日本宽文12年；清朝康熙11年）率其越南侧室武氏所生二男东渡日本，正式向日本德川政权申请定居长崎。
有资料显示，魏之琰曾巨资资助安南（越南）太子，数字为白银5000两。5000两白银在当时是巨资，根据福清县志记载，康熙十一年（1672年），当时福清人口有37043人，包括人口税、盐税、田赋，财政总收入合计为41072两。个人借款5000两，可见家底非常雄厚。也有学者认为，魏之琰结交越南太子、日本皇族，纳侧室越南王侯武氏，其目的是向安南（越南）借兵、取得日本统治者支持，准备反清复明。当然，当时明朝大势已去，反清复明只是梦想而已。
定居日本长崎后，魏之琰在长崎拥有私人码头仓库、远洋运输船队等资产，家有佣人数百人，经济实力雄厚，富甲一方。此后魏之琰成为日本魏（钜鹿）氏始祖，后来两个儿子归化到日本国籍，改姓为钜鹿氏。魏之琰本身始终名字没有改变，留全发，着明服终身，始终保持明朝文化生活方式，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由于明、清两朝长达几百年的闭关锁国政策，有关魏之琰兄弟的事迹在福建本土尚未找到任何官方文字记录，除了在日本有具体相关事迹，在越南也有零星文献记录。
本人在魏之琰祖籍地福清市东瀚镇陈庄村文林自然村及所属同宗的西坊自然村走访乡亲，当地老人介绍了有关魏之琰的一些口头传说：“拥有99艘‘洋船’，包括三桅风帆。”“其祖屋在西坊自然村西面，人称十八堂。据说十八堂依山而建，层叠而上，在最上层可以清点附近海湾洋坪下商船回港情况。在家的媳妇、儿女不时登楼盼亲人平安回港。”现在只剩下层叠的田园，周边方圆是新盖的房屋屏立，登到山顶方可看到海湾的海面。可见当年十八堂规模宏大，气势巍峨。东瀚僻居一隅，山高皇帝远，魏之琰与东瀚老家来往，当在情理之中。
魏之琰身世三百多年来一直争论不休。当时不敢公开家乡地址，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当时福建沿海倭患猖獗，沿海抢劫频仍，如果自家地址一公开，国内家产不保；第二、之琰本身又是反清复明义民，担心株连家眷。
(三)
作为胸怀大志、高瞻远瞩的侨居商人，魏之琰注重回馈异邦民众，热心公益慈善事业，积极融入侨居地社会，对当地经济、文化方面贡献颇大，至今仍受日本人民的好评与爱戴。他慷慨解囊，建桥铺路，建造寺院，皆有文献记录，至今在日本长崎一些文化古迹仍有碑文可见，现均被列入日本国家以及地方文物保护单位。
根据日本《唐通事家系论考》（963-973页）记录，把魏之琰、魏之瑗两兄弟对当地社会的慈善公益事业所作贡献简略陈列如下：
1635年，捐款兴建日本长崎崇福寺殿堂与妈祖堂。
1647年，购置崇福寺梵钟铭，捐献一百五十两为檀越（缘首)。
1650年，在长崎为禅林寺捐献石坛。
1655年，之琰39岁时，作为十四名檀越（缘首）之一，恭迎隐元禅师入住日本长崎崇福寺弘法。
1656年前后，之琰在长崎酒屋町地方建造中国式香木凌云阁，高可观海，点燃香木周边均能闻到香味。
1658年，之琰42岁时，因其兄毓祯逝世，接任其兄职务担任船东。1668年，之琰52岁时，为崇福寺4大檀越（缘首、捐款数额大）之一。
1669年，捐银五百两为崇福寺中的妈祖堂前的道路铺设石板并改建妈祖堂门，历经3年修好。
1679年，在日本长崎的本古川町与本绀屋町之间捐资建造石桥，石桥在长崎当时属于首例。建桥同年，两个儿子魏高、魏贵名字改为日本名字巨鹿清左卫门、巨鹿清兵卫门，长崎奉行长官亲临祝贺，之琰身着明朝正式服装会见。
1680年，捐建松森神社大门，至今犹存。
1681年，捐建崇福寺大雄宝殿加层（加高）。至今大雄宝殿悬挂的牌匾左边提名有“弟子何高材魏之琰仝立”（1646年由何高材捐建，35年后由之琰捐资扩建）。
同年7月1日，日本御上使（中央派遣的巡按）奥田八郎右卫门到访，包括随行官兵共35人下榻之琰私家的凌云阁。1684年4月5日，之琰68岁时，御上使（中央派遣的巡按）小田切喜兵卫到访，包括随行官兵共36人下榻私家的凌云阁。
据日本有关专家考证，魏之琰与其兄魏之瑗（魏毓祯）在三百多年前对日本的经济、社会、文化繁荣与发展贡献卓越，深受日本江户时期统治阶级的欢迎，深受华侨以及日本当地民众的敬仰爱戴。当地民众为更好弘扬历史文化和纪念功勋卓着的名人，就将这些文物连同其陵园都列入长崎市文化财产加以保护。也因此，他带去的佛教文化与明朝宫廷音乐在日本得到完整的保存与传播，影响之大，万古流芳。（完）
魏之琰除了音乐学术外，其实在当时的经济领域、宗教文化，以及日、越外交方面也是贡献巨大。
明朝灭亡之后，魏之琰起先跟随兄长魏之瑗（魏毓祯）定居越南，从事越南与日本长崎之间贸易。明、清两朝闭关锁国，禁止民间私人贸易；明末清初改朝换代，明朝遗民不甘清朝统治，漂洋过海从事越南与日本之间的贸易往来。运往日本的主要有丝绸、瓷器、茶叶、中药、胡椒、香木、糖等商品。船上配置各工种人员，包括货主，工作人员一般至少都在60人以上左右。日本史料确有记载之琰兄弟拥有船队，但确切多少艘尚无记录。当时，他一直支持反清复明事业。
后来魏之琰纳越南王侯之女武氏为侧室，生魏高、魏贵二子。
清朝建立之后，国内局面稳定。见复明无望，魏之琰便于1672年（日本宽文12年；清朝康熙11年）率其越南侧室武氏所生二男东渡日本，正式向日本德川政权申请定居长崎。
有资料显示，魏之琰曾巨资资助安南（越南）太子，数字为白银5000两。5000两白银在当时是巨资，根据福清县志记载，康熙十一年（1672年），当时福清人口有37043人，包括人口税、盐税、田赋，财政总收入合计为41072两。个人借款5000两，可见家底非常雄厚。也有学者认为，魏之琰结交越南太子、日本皇族，纳侧室越南王侯武氏，其目的是向安南（越南）借兵、取得日本统治者支持，准备反清复明。当然，当时明朝大势已去，反清复明只是梦想而已。
定居日本长崎后，魏之琰在长崎拥有私人码头仓库、远洋运输船队等资产，家有佣人数百人，经济实力雄厚，富甲一方。此后魏之琰成为日本魏（钜鹿）氏始祖，后来两个儿子归化到日本国籍，改姓为钜鹿氏。魏之琰本身始终名字没有改变，留全发，着明服终身，始终保持明朝文化生活方式，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由于明、清两朝长达几百年的闭关锁国政策，有关魏之琰兄弟的事迹在福建本土尚未找到任何官方文字记录，除了在日本有具体相关事迹，在越南也有零星文献记录。
本人在魏之琰祖籍地福清市东瀚镇陈庄村文林自然村及所属同宗的西坊自然村走访乡亲，当地老人介绍了有关魏之琰的一些口头传说：“拥有99艘‘洋船’，包括三桅风帆。”“其祖屋在西坊自然村西面，人称十八堂。据说十八堂依山而建，层叠而上，在最上层可以清点附近海湾洋坪下商船回港情况。在家的媳妇、儿女不时登楼盼亲人平安回港。”现在只剩下层叠的田园，周边方圆是新盖的房屋屏立，登到山顶方可看到海湾的海面。可见当年十八堂规模宏大，气势巍峨。东瀚僻居一隅，山高皇帝远，魏之琰与东瀚老家来往，当在情理之中。
魏之琰身世三百多年来一直争论不休。当时不敢公开家乡地址，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当时福建沿海倭患猖獗，沿海抢劫频仍，如果自家地址一公开，国内家产不保；第二、之琰本身又是反清复明义民，担心株连家眷。
(三)
作为胸怀大志、高瞻远瞩的侨居商人，魏之琰注重回馈异邦民众，热心公益慈善事业，积极融入侨居地社会，对当地经济、文化方面贡献颇大，至今仍受日本人民的好评与爱戴。他慷慨解囊，建桥铺路，建造寺院，皆有文献记录，至今在日本长崎一些文化古迹仍有碑文可见，现均被列入日本国家以及地方文物保护单位。
根据日本《唐通事家系论考》（963-973页）记录，把魏之琰、魏之瑗两兄弟对当地社会的慈善公益事业所作贡献简略陈列如下：
1635年，捐款兴建日本长崎崇福寺殿堂与妈祖堂。
1647年，购置崇福寺梵钟铭，捐献一百五十两为檀越（缘首)。
1650年，在长崎为禅林寺捐献石坛。
1655年，之琰39岁时，作为十四名檀越（缘首）之一，恭迎隐元禅师入住日本长崎崇福寺弘法。
1656年前后，之琰在长崎酒屋町地方建造中国式香木凌云阁，高可观海，点燃香木周边均能闻到香味。
1658年，之琰42岁时，因其兄毓祯逝世，接任其兄职务担任船东。1668年，之琰52岁时，为崇福寺4大檀越（缘首、捐款数额大）之一。
1669年，捐银五百两为崇福寺中的妈祖堂前的道路铺设石板并改建妈祖堂门，历经3年修好。
1679年，在日本长崎的本古川町与本绀屋町之间捐资建造石桥，石桥在长崎当时属于首例。建桥同年，两个儿子魏高、魏贵名字改为日本名字巨鹿清左卫门、巨鹿清兵卫门，长崎奉行长官亲临祝贺，之琰身着明朝正式服装会见。
1680年，捐建松森神社大门，至今犹存。
1681年，捐建崇福寺大雄宝殿加层（加高）。至今大雄宝殿悬挂的牌匾左边提名有“弟子何高材魏之琰仝立”（1646年由何高材捐建，35年后由之琰捐资扩建）。
同年7月1日，日本御上使（中央派遣的巡按）奥田八郎右卫门到访，包括随行官兵共35人下榻之琰私家的凌云阁。1684年4月5日，之琰68岁时，御上使（中央派遣的巡按）小田切喜兵卫到访，包括随行官兵共36人下榻私家的凌云阁。
据日本有关专家考证，魏之琰与其兄魏之瑗（魏毓祯）在三百多年前对日本的经济、社会、文化繁荣与发展贡献卓越，深受日本江户时期统治阶级的欢迎，深受华侨以及日本当地民众的敬仰爱戴。当地民众为更好弘扬历史文化和纪念功勋卓着的名人，就将这些文物连同其陵园都列入长崎市文化财产加以保护。也因此，他带去的佛教文化与明朝宫廷音乐在日本得到完整的保存与传播，影响之大，万古流芳。（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