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8日上午，福州殡仪馆悼念厅。外面大雨倾盆，里面哀乐低回。中共领导的福清革命史第一人、福清华侨史重要人物、福建师范大学离休干部、世纪老人何希銮遗体告别仪式在这里举行。在黑压压的人群里低头肃立，我想到的是：一个时代要结束了，不禁悲从中来。
何先生生于1913年7月，今年6月15日2时30分去世，享年98岁。家属按传统“白喜事”习俗，把世纪老人遗体告别仪式办成一场“红色丧礼”。花圈的绶带都是红色的，参与者每人分发一条细细的红色腰带，给人强烈的视线冲击。何先生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脚下是遗孀严素月和儿孙辈的花圈，身后是中国侨联主席林军和省市有关党务、侨务、老干部门的花圈。四壁也挂满了花圈，引人注目的是国内各大中城市和印尼泗水的“新中（新华中学）校友会”的花圈。福建师大副校长林敏致悼词。主持人宣读了一长串送花圈、发唁电的单位和个人名单，我听到世界福清同乡联谊会常务副主席、印尼泗水新中校友基金会会会长何文金先生的名字。
何希銮的革命生涯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在国内，主要在福清；二是在印尼，主要在泗水。据《福清革命史》记载，1929年下半年，根据中共福建省委关于“福州市委应该尽可能在附近重要县份找到工作头绪”的指示，福州市委委员黄孝敏等人安排福州中学共青团员学生、福清籍华侨子弟何希銮回乡开展活动。何氏在福清建立了“人道互济会”、“革命同志社”两个党的外围组织，我的父亲就是较早参加的进步青年学生之一。1930年后，何希銮又回福清成立了县中学、县汽车站、宏路圣来小学三个团小组，先父为县中学团小组组长。何氏还把他作为福清团组织联系人介绍给福州市委。可以说，何希銮是先父的革命引路人。解放后他俩的往来我记不得了。印象深刻的是“文革”后期的一回。父亲已被“打倒在地”，而且半瘫在床。何氏夫妇从福州下来悄悄的看望他。看到自己的导师来到病榻前，父亲多年的压抑和委屈得到释放，不禁嚎啕大哭。我第一次看到父亲哭泣，我也第一次看到一位七八十岁的老人这样哭泣。这一幕给我的刺激太深，从那以后我不敢去拜访何先生，因为我想忘掉那悲怆的过去。1989年78岁的父亲逝世，我们也不忍心通知何老。不过，父亲终于等到“文革”结束，自己的冤案得到纠正，党籍得到恢复。
最后一次拜访何先生是在2007年的春节后。起因是从旧书籍夹缝中发现若干父亲被几次抄家遗漏下来的老照片。一张是他与三位同龄人的合影，照片上方题词“如见其人十、十七”，估计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张临别合影，“十、十七”是日期，具体哪一年没记。但是，访遍福清的老前辈，都不知道其余三人是谁。倒是党硏室的老主任俞贤龙提醒我请教何先生。我先把照片放大邮寄去，然后和家姐一道到师大教职工宿舍区登门求教。何夫人严大姐煎煮了年糕，热情款待我俩。对于那张老照片，严大姐介绍，何老拿起细看一下便大声说，“这——张端哲。这——我。”
“完了？”我问。
“完了！”
“还有两个呢？”我赶紧再问。
“没说——应该记不起了。”大姐抱歉地说，“他只记得你父亲和自己。”
既然是何希銮、张端哲等人的离别合影，联系《福清革命史》，可否是1930年底，福清地下县委书记谢某被捕，“何希銮迫于形势赴沪升学”，四个不到二十岁的热血青年临别照相留念？存疑。何希銮在福清革命活动时间只有两年，《福清革命史》给予充分肯定：“福清毕竟开天辟地，第一次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福清党团组织的大量宣传发动工作，对唤醒民众，推动福清革命起了一定的作用。”
一会儿，何老睡醒从卧室出来。我迎他坐在身边的沙发上。何老95高寿，垂垂老矣。但依旧是高高的身躯，挺直的腰杆。一缕夕阳斜斜地投到老人身上，是暖暖的金黄色，使他的眼神显得迷茫，似乎思绪还在遥远的过去。
返回福清的路上，夕晖中睁着迷茫眼睛的长者形象一直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我记得严大姐告诉我，晚上坐在电视机前，何老常会犯迷糊，似睡非睡，但只要响起《国歌》的旋律，他都会条件反射地弹立起来，满脸通红，目光如炬……多么可敬可爱的老人啊！从那以后，我虽然没有再去何府拜访，但每年春节前后都会邮寄贺年卡并电话拜年问候，也会接到严大姐热情的电话：
“贺年卡收到了，谢谢！何老还好，老样子！”
何希銮旅居印尼两次。一次还在上海读书时，和堂叔一起赶到泗水，把因突发心脏病逝世的家父灵柩护送回家乡，入土为安。可谓来去匆匆。1935年11月何氏在上海大学毕业后再次去国，在中共香港南方局的领导下，到泗水和东爪洼地区度过17年激情燃烧的战斗岁月。为印尼、中国的反帝反殖、抗日救亡，为印尼华侨的进步发展，为中印（尼）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作出贡献。我这里撷取历史长河中的几朵浪花，以飨读者。
——创办进步刊物《玉融周报》。为适应祖国抗日救亡形势发展的需要，成立于1913年的泗水老侨团玉融公会在公会主席俞昌檀支持下，聘请刚从祖国来的何希銮倡办《玉融周报》，发行到融侨较多的爪洼与外岛各城市。编辑部在家乡福清设立办事处，各乡镇聘请通讯员，报道祖国家乡的消息，刊登国际各通讯社电讯，特别是有关祖国抗战、国际反法西斯战讯，揭示国民党黑暗统治与民族危机等侨胞关切的问题，同时也适当批判当时侨社的封建迷信、帮派斗殴等陋习。何氏用他犀利的笔“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玉融周报》在印尼树起一杆红旗。
——参与筹建华侨抗日组织“民族解放大同盟”。1942年底，隐蔽在山区的何希銮等侨领下山到各城市开展工作。次年初，他们在牙律召开代表大会，把各地分散的华侨抗日组织集结起来，成立统一的地下抗日组织“民族解放大同盟”（民大），何氏被推选为总支部委员。“民大”把失业失学的侨胞组织起来，因地制宜创办各类小型手工业工厂，积聚力量、培训骨干、解决生活问题、筹集抗日资金，一举而多得。在总支部统一领导下，各地“民大”收听联军广播，印发抗日传单，配合原住民抗日游击队侦探敌情，袭击日伪军，炸毁敌人军车，做了大量抗日工作。
——组织“战时华侨服务团”，投入泗水保卫战。印尼宣布独立后，英联军于1945年11月10日向泗水发动殖民战争。“民大”号召华侨参加泗水保卫战。何氏等人立即组织“战时华侨服务团”（战服团），冒着枪林弹雨为前线送水、送饭、送弹药，救护伤病员。不少“战服团”青年成员还拿起武器与印尼人民军一道痛击侵略者。何氏先后担任“战服团”正副“总务”（总负责人）。泗水沦陷后，何氏和“战服团”做了几件事：一是立即组织调查组，统计华侨在英联军狂轰滥炸下的人员财产损失情况，向他们交涉索赔。二是针对战后泗水市的满目苍夷，逐街逐巷清除垃圾，打扫卫生，恢复市区生机；办起义学，收容失学流浪青少年。三是发动罢工罢市罢课，抗议英联军暴行。
——献身华侨教育事业，教书育人，培养融侨子弟。1936年泗水新华中学复办后，邀请还是《玉融周报》编辑的何氏参加学校工作，并担任教师。由于国民党右派作梗，不仅《周报》不能维持出版，他也被学校解聘。何氏辗转来到荷属东南婆罗洲的马辰市——是融侨聚居、俗称“小东张”的地方，受聘于马辰中华会馆主办的中华学校。1937年“七七事变”后，何希銮组织师生四出宣传演说，巡回演唱，义演义卖，募捐筹款，支持中国抗战。激昂的口号，嘹亮的歌声震动了马辰全社会。嗣后，何氏又在有1600多学生的泗水侨众学校任董事会秘书长。1950年10月盘踞在新华中学的国民党右派势力被清除，何希銮回来再任校长。
——组织欢庆新中国诞生，促进中印（尼）建交。新中国成立后，印尼华侨奔走相告，欢欣鼓舞。泗水20多个爱国侨团在新华中学广场举行泗水侨众大会，何氏是组织者之一。大会一致通过泗水华侨通电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决议。这期间他被选为玉融公会执委会的正副主席，和执委高至荣、何崇坤、王光宏等人一起，联络全市华侨社团，争取早日挂起新中国的五星红旗。他们采购红布，日夜赶制，上门送旗，同时与国民党反动势力的阻挠破坏作斗争。1949年12月27日，这是荷兰殖民当局移交政权的日子，37面五星红旗和印尼国旗一起在泗水上空飘扬。1950年初，65个侨团在泗水集会，成立“东爪洼侨团促进中印（尼）缔交工作委员会”（促交会），实际上成为当时民主爱国侨团总机构。何希銮代表玉融公会任主席。“促交会”做了三件大事：一、发动华侨为促进中印（尼）缔交签名，寄给印尼中央政府；二、选派代表，到国民党驻泗水领事馆交涉，要求降旗停止办公；三、发动数十侨团联名，分电北京中央人民政府、印尼中央共和政府，吁请从速缔结两国邦交。当年8月13日，祖国第一任驻印尼大使抵椰履职，“促交会”和其他社团一起，选出以何氏为首席代表的五人代表团赴椰欢迎。同年“十．一”新中国第二个国庆节前夕，再派何氏赴椰，邀请总领馆官员飞泗水参加华侨社团首次举办的祖国国情的盛大庆典活动。
…………
由于印尼亲荷势力和侨社中台湾国民党右派勾结迫害，制造“八月大逮捕”，何希銮与一大批进步华侨被捕。关押了一年多后，何氏于1952年11月释放并“驱逐出境”。1953年2月携带一家人回国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何希銮把他最美好的青春献给印尼，献给泗水，他也在这里收获了胜利、爱情和尊敬。1944年1月他与爱国、进步的渔溪籍华侨姑娘严素月结婚，同年3月在泗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地下侨党东爪洼分支部书记。泗水华侨社群把他誉为“著名社会活动家、教育家和爱国者”，称赞他“不愧是印尼华文教育一代杰出人物”。何氏在新华中学任教、当校长为时不久，“但他全心全意为壮大发展新中呕心沥血，作出精心策划与良好安排，使得新中后继有人”。舆论认为，“新华中学走过很长一段曲折的道路，从何希銮任校长后，坚定的步入了拥护新中国的行列”。由于历史的原因，印尼华文教育1966年中断了，但何先生奠基的“新中精神”常在，“新中人”仍在敬业奉献……新中校友会推选何先生为永远名誉会长。1991年和1993年两次邀请他赴泗水探亲。1994年3月，新华中学60周年校庆活动在香港举办，年过八旬的何老亲自参加。2002年6月底，福州新中校友会为何老校长举办九十华诞庆典。各地新中校友会与他保持经常联系，寻求指导，一代又一代新中人不断登门看望、慰问老校长，在一长串来访者名单中，我看到世联会第一常务副主席林文光的名字。
晚年的何先生经常怀念泗水。他在回忆中说：“泗水很美，到过那儿的人都这么说。”他认为“这个城市的美，还在于她给过人们奋斗、热情、希望、理想……来到泗水就像你在家乡一样亲切！”何老永远不会忘记1949年12月27日，这一天泗水第一次、同时一共升起37面五星红旗，他肯定地说“这一天也是泗水最美的天空”。这位世纪老人深情地倾诉：随着自己老去，“那些过去的事情都慢慢地忘记，但不会忘记的是，泗水这个我热爱的城市，更不会忘记那淡淡的泗水天空。”（相关图片稍后上载）
福清 张铣
何先生生于1913年7月，今年6月15日2时30分去世，享年98岁。家属按传统“白喜事”习俗，把世纪老人遗体告别仪式办成一场“红色丧礼”。花圈的绶带都是红色的，参与者每人分发一条细细的红色腰带，给人强烈的视线冲击。何先生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脚下是遗孀严素月和儿孙辈的花圈，身后是中国侨联主席林军和省市有关党务、侨务、老干部门的花圈。四壁也挂满了花圈，引人注目的是国内各大中城市和印尼泗水的“新中（新华中学）校友会”的花圈。福建师大副校长林敏致悼词。主持人宣读了一长串送花圈、发唁电的单位和个人名单，我听到世界福清同乡联谊会常务副主席、印尼泗水新中校友基金会会会长何文金先生的名字。
何希銮的革命生涯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在国内，主要在福清；二是在印尼，主要在泗水。据《福清革命史》记载，1929年下半年，根据中共福建省委关于“福州市委应该尽可能在附近重要县份找到工作头绪”的指示，福州市委委员黄孝敏等人安排福州中学共青团员学生、福清籍华侨子弟何希銮回乡开展活动。何氏在福清建立了“人道互济会”、“革命同志社”两个党的外围组织，我的父亲就是较早参加的进步青年学生之一。1930年后，何希銮又回福清成立了县中学、县汽车站、宏路圣来小学三个团小组，先父为县中学团小组组长。何氏还把他作为福清团组织联系人介绍给福州市委。可以说，何希銮是先父的革命引路人。解放后他俩的往来我记不得了。印象深刻的是“文革”后期的一回。父亲已被“打倒在地”，而且半瘫在床。何氏夫妇从福州下来悄悄的看望他。看到自己的导师来到病榻前，父亲多年的压抑和委屈得到释放，不禁嚎啕大哭。我第一次看到父亲哭泣，我也第一次看到一位七八十岁的老人这样哭泣。这一幕给我的刺激太深，从那以后我不敢去拜访何先生，因为我想忘掉那悲怆的过去。1989年78岁的父亲逝世，我们也不忍心通知何老。不过，父亲终于等到“文革”结束，自己的冤案得到纠正，党籍得到恢复。
最后一次拜访何先生是在2007年的春节后。起因是从旧书籍夹缝中发现若干父亲被几次抄家遗漏下来的老照片。一张是他与三位同龄人的合影，照片上方题词“如见其人十、十七”，估计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张临别合影，“十、十七”是日期，具体哪一年没记。但是，访遍福清的老前辈，都不知道其余三人是谁。倒是党硏室的老主任俞贤龙提醒我请教何先生。我先把照片放大邮寄去，然后和家姐一道到师大教职工宿舍区登门求教。何夫人严大姐煎煮了年糕，热情款待我俩。对于那张老照片，严大姐介绍，何老拿起细看一下便大声说，“这——张端哲。这——我。”
“完了？”我问。
“完了！”
“还有两个呢？”我赶紧再问。
“没说——应该记不起了。”大姐抱歉地说，“他只记得你父亲和自己。”
既然是何希銮、张端哲等人的离别合影，联系《福清革命史》，可否是1930年底，福清地下县委书记谢某被捕，“何希銮迫于形势赴沪升学”，四个不到二十岁的热血青年临别照相留念？存疑。何希銮在福清革命活动时间只有两年，《福清革命史》给予充分肯定：“福清毕竟开天辟地，第一次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福清党团组织的大量宣传发动工作，对唤醒民众，推动福清革命起了一定的作用。”
一会儿，何老睡醒从卧室出来。我迎他坐在身边的沙发上。何老95高寿，垂垂老矣。但依旧是高高的身躯，挺直的腰杆。一缕夕阳斜斜地投到老人身上，是暖暖的金黄色，使他的眼神显得迷茫，似乎思绪还在遥远的过去。
返回福清的路上，夕晖中睁着迷茫眼睛的长者形象一直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我记得严大姐告诉我，晚上坐在电视机前，何老常会犯迷糊，似睡非睡，但只要响起《国歌》的旋律，他都会条件反射地弹立起来，满脸通红，目光如炬……多么可敬可爱的老人啊！从那以后，我虽然没有再去何府拜访，但每年春节前后都会邮寄贺年卡并电话拜年问候，也会接到严大姐热情的电话：
“贺年卡收到了，谢谢！何老还好，老样子！”
何希銮旅居印尼两次。一次还在上海读书时，和堂叔一起赶到泗水，把因突发心脏病逝世的家父灵柩护送回家乡，入土为安。可谓来去匆匆。1935年11月何氏在上海大学毕业后再次去国，在中共香港南方局的领导下，到泗水和东爪洼地区度过17年激情燃烧的战斗岁月。为印尼、中国的反帝反殖、抗日救亡，为印尼华侨的进步发展，为中印（尼）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作出贡献。我这里撷取历史长河中的几朵浪花，以飨读者。
——创办进步刊物《玉融周报》。为适应祖国抗日救亡形势发展的需要，成立于1913年的泗水老侨团玉融公会在公会主席俞昌檀支持下，聘请刚从祖国来的何希銮倡办《玉融周报》，发行到融侨较多的爪洼与外岛各城市。编辑部在家乡福清设立办事处，各乡镇聘请通讯员，报道祖国家乡的消息，刊登国际各通讯社电讯，特别是有关祖国抗战、国际反法西斯战讯，揭示国民党黑暗统治与民族危机等侨胞关切的问题，同时也适当批判当时侨社的封建迷信、帮派斗殴等陋习。何氏用他犀利的笔“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玉融周报》在印尼树起一杆红旗。
——参与筹建华侨抗日组织“民族解放大同盟”。1942年底，隐蔽在山区的何希銮等侨领下山到各城市开展工作。次年初，他们在牙律召开代表大会，把各地分散的华侨抗日组织集结起来，成立统一的地下抗日组织“民族解放大同盟”（民大），何氏被推选为总支部委员。“民大”把失业失学的侨胞组织起来，因地制宜创办各类小型手工业工厂，积聚力量、培训骨干、解决生活问题、筹集抗日资金，一举而多得。在总支部统一领导下，各地“民大”收听联军广播，印发抗日传单，配合原住民抗日游击队侦探敌情，袭击日伪军，炸毁敌人军车，做了大量抗日工作。
——组织“战时华侨服务团”，投入泗水保卫战。印尼宣布独立后，英联军于1945年11月10日向泗水发动殖民战争。“民大”号召华侨参加泗水保卫战。何氏等人立即组织“战时华侨服务团”（战服团），冒着枪林弹雨为前线送水、送饭、送弹药，救护伤病员。不少“战服团”青年成员还拿起武器与印尼人民军一道痛击侵略者。何氏先后担任“战服团”正副“总务”（总负责人）。泗水沦陷后，何氏和“战服团”做了几件事：一是立即组织调查组，统计华侨在英联军狂轰滥炸下的人员财产损失情况，向他们交涉索赔。二是针对战后泗水市的满目苍夷，逐街逐巷清除垃圾，打扫卫生，恢复市区生机；办起义学，收容失学流浪青少年。三是发动罢工罢市罢课，抗议英联军暴行。
——献身华侨教育事业，教书育人，培养融侨子弟。1936年泗水新华中学复办后，邀请还是《玉融周报》编辑的何氏参加学校工作，并担任教师。由于国民党右派作梗，不仅《周报》不能维持出版，他也被学校解聘。何氏辗转来到荷属东南婆罗洲的马辰市——是融侨聚居、俗称“小东张”的地方，受聘于马辰中华会馆主办的中华学校。1937年“七七事变”后，何希銮组织师生四出宣传演说，巡回演唱，义演义卖，募捐筹款，支持中国抗战。激昂的口号，嘹亮的歌声震动了马辰全社会。嗣后，何氏又在有1600多学生的泗水侨众学校任董事会秘书长。1950年10月盘踞在新华中学的国民党右派势力被清除，何希銮回来再任校长。
——组织欢庆新中国诞生，促进中印（尼）建交。新中国成立后，印尼华侨奔走相告，欢欣鼓舞。泗水20多个爱国侨团在新华中学广场举行泗水侨众大会，何氏是组织者之一。大会一致通过泗水华侨通电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决议。这期间他被选为玉融公会执委会的正副主席，和执委高至荣、何崇坤、王光宏等人一起，联络全市华侨社团，争取早日挂起新中国的五星红旗。他们采购红布，日夜赶制，上门送旗，同时与国民党反动势力的阻挠破坏作斗争。1949年12月27日，这是荷兰殖民当局移交政权的日子，37面五星红旗和印尼国旗一起在泗水上空飘扬。1950年初，65个侨团在泗水集会，成立“东爪洼侨团促进中印（尼）缔交工作委员会”（促交会），实际上成为当时民主爱国侨团总机构。何希銮代表玉融公会任主席。“促交会”做了三件大事：一、发动华侨为促进中印（尼）缔交签名，寄给印尼中央政府；二、选派代表，到国民党驻泗水领事馆交涉，要求降旗停止办公；三、发动数十侨团联名，分电北京中央人民政府、印尼中央共和政府，吁请从速缔结两国邦交。当年8月13日，祖国第一任驻印尼大使抵椰履职，“促交会”和其他社团一起，选出以何氏为首席代表的五人代表团赴椰欢迎。同年“十．一”新中国第二个国庆节前夕，再派何氏赴椰，邀请总领馆官员飞泗水参加华侨社团首次举办的祖国国情的盛大庆典活动。
…………
由于印尼亲荷势力和侨社中台湾国民党右派勾结迫害，制造“八月大逮捕”，何希銮与一大批进步华侨被捕。关押了一年多后，何氏于1952年11月释放并“驱逐出境”。1953年2月携带一家人回国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何希銮把他最美好的青春献给印尼，献给泗水，他也在这里收获了胜利、爱情和尊敬。1944年1月他与爱国、进步的渔溪籍华侨姑娘严素月结婚，同年3月在泗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地下侨党东爪洼分支部书记。泗水华侨社群把他誉为“著名社会活动家、教育家和爱国者”，称赞他“不愧是印尼华文教育一代杰出人物”。何氏在新华中学任教、当校长为时不久，“但他全心全意为壮大发展新中呕心沥血，作出精心策划与良好安排，使得新中后继有人”。舆论认为，“新华中学走过很长一段曲折的道路，从何希銮任校长后，坚定的步入了拥护新中国的行列”。由于历史的原因，印尼华文教育1966年中断了，但何先生奠基的“新中精神”常在，“新中人”仍在敬业奉献……新中校友会推选何先生为永远名誉会长。1991年和1993年两次邀请他赴泗水探亲。1994年3月，新华中学60周年校庆活动在香港举办，年过八旬的何老亲自参加。2002年6月底，福州新中校友会为何老校长举办九十华诞庆典。各地新中校友会与他保持经常联系，寻求指导，一代又一代新中人不断登门看望、慰问老校长，在一长串来访者名单中，我看到世联会第一常务副主席林文光的名字。
晚年的何先生经常怀念泗水。他在回忆中说：“泗水很美，到过那儿的人都这么说。”他认为“这个城市的美，还在于她给过人们奋斗、热情、希望、理想……来到泗水就像你在家乡一样亲切！”何老永远不会忘记1949年12月27日，这一天泗水第一次、同时一共升起37面五星红旗，他肯定地说“这一天也是泗水最美的天空”。这位世纪老人深情地倾诉：随着自己老去，“那些过去的事情都慢慢地忘记，但不会忘记的是，泗水这个我热爱的城市，更不会忘记那淡淡的泗水天空。”（相关图片稍后上载）
福清 张铣